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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主义视阈下高校青年教师学术产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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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于旧管理主义,新管理主义超出了技术操作层面,不仅影响着高校的管理制度,更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渗透在高校的方方面面。将新管理主义原则和方法应用于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产出,初衷是为了激励高校教师的学术活动,然而其弊端也十分突出。表现为学术量化与碎片化,教师学术认同危机,科研学术从教学学术中漂移。对此,应打造“精美”学问,营造“慢节奏”的学术氛围,构建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认同,明确学术认同的内在机理,合理定位教学学术,建立教学与科研的联结体。

关键词:新管理主义;高校青年教师;学术产出;学术认同

新管理主义与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产出

新管理主义起源于西方政府的新公共管理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公共管理部门进行了改革,将企业的经营理念及一整套管理工具和技术运用到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新管理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韦伯式旧管理模式而言的。传统的旧管理模式存在规模庞大、低效和缺乏灵活性等弊端,新管理主义则强调“三E”。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管理主义重塑着西方大学的内外部环境。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新管理主义也无形地影响着中国高校的改革,主要特征在于技术层面的超越,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渗透在高校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办学方向和管理制度,更是对高校学术产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新管理主义的核心要素包括:监督员工表现、经费与目标实现相挂钩、设计质量审计的方式、开发服务部门的准市场等[1]。可见,企业属性是新管理主义最根本的特性。企业通过两条路径进入高校,一条路径通过影响政府对高校间接影响。反观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历程,受西方新管理主义的影响,政府不断下放权力,强化市场影响力,增强高校自主权。政府与高校的关系由直接控制变为间接监督,由信任走向问责。另一条路径为企业的技术与精神直接渗透进高校,将企业管理模式引入高校,改变传统的制度设计,建立新型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系列变革深深影响了高校的学术生态系统,最终把焦点落在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产出上。从数量上看,“科研规划”“奖励机制”“人事聘任”“非升即走”等一系列改革促使高校的学术产出呈现出繁荣的现象,但从长远来看,则是新管理主义“效率至上”原则在我国高校青年教师学术产出的体现。将教师的学术与SCI、SSCI、CSSCI发表量牢牢地绑在一起,学术研究完全成为高校青年教师的一种谋生职业,研究方法只是谋生的手艺,研究室只是谋生的作坊,研究论文只是谋生的产品,研究生只是雇佣的帮工,高校青年教师将变成异化的、名不副实的“学术产出工匠”[2],体现了“急功近利”“工具主义”等观念,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因此,本研究以高校青年教师作为学术人的身份为立场,从新管理主义的视角探讨中国高校教师学术产出的实然状态,并且从学术产出的节奏、教师学术认同的内外部因素以及科研与教学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挖掘,对当今我国高校学术产出的“热潮”进行“冷思考”。

我国高校青年教师学术产出的实然状态

1.量化学术,快节奏下的学术碎片化

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就被视为一个探究真理、追求学术自由的场所,科学意义上的学术源于“闲逸”的好奇、精神的满足。学者是“人类的教师”,他应当为社会而存在,为公众树立典范,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而不懈努力,这是教师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本质上,传统的学术活动受外界的影响较小,更多源于教师内在的学术认同与激情。随着西方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原则开始进入社会其他领域。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响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高校的政策改革,尤其表现在教师的学术方面。在现代,高校教师学术活动的展开逻辑通常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学术自由的逻辑,这与科学的产生、分化和综合的内在逻辑间具有关联性,高校教师学术人的身份也相对稳定;二是新管理主义影响下学术逻辑的异化,外部政治和经济力量及内部高校行政权力的介入影响着青年教师的学术活动,即学术人的活动或多或少地被纳入到国家意志、市场逻辑或高校文化意识形态,不同主体通过不同机制作用于高校教师的学术工作,体现着新管理主义的不同特点。首先,政府采用问责制,通过新泰勒主义机制培养政治人,采用间接意义上的引导和控制,如提供研究资助、控制学术资源及开展学术奖励等,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工作进行远程控制。其次,政府角色的转变壮大了市场力量,采用企业家精神以培养高校的经济人,学术活动被赋予了市场价值,把高校的学术系统视为一个“准市场”,如研究拨款的“择优”准则、“自负盈亏”原则、大学教师薪酬与市场挂钩、积极鼓励大学科研商品化等,学术与学术人的利益密切关联,这些都是高校“学术量化”的表现。最后,高校则通过“文化管理”来控制学术人,通过形成与学术挂钩的一系列制度与理念来对教师的学术进行控制[3]。

在我国,这一系列变革集中体现在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上。我国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历经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岗位聘任制与劳动合同聘用制三个阶段[4]。如今,劳动合同制基本属于高校人事制度的主流制度。2003年,北京大学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并采取“非升即走”的政策。2014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高校开始进入了一个以劳动合同聘用制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而这一人事制度的对象基本为高校青年教师,其初衷在于转变传统的“铁饭碗”制度,但这项改革总体上带有效率和数量至上的取向,更倾向于以外在约束与激励而不是从学术兴趣以及高校青年教师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进行改革。一方面,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校的创造力与活力,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人事制度改革增加了高校青年教师对科研的投入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教师学术产出的功利化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产出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对政府的政策依附、对企业性管理依附、对高校制度依附,逐渐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习惯,对学术碎片化起到了催化的作用。这正与新管理主义强调数量与速度的突出特征相符合,学术在“效率至上”的理念下逐渐分裂成“快节奏”中的增值产物,青年教师的学术呈现着碎片化、临时性状态,成为随时间流动快速分裂和增加的数字。

2.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认同危机

关于认同,麦吉泰尔强调个人内在的因素对学术认同的影响,而泰勒更加强调外在环境对学术认同的影响[5]。可见,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认同来源于个人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即内在自我认同与外在他人认同的结合。为了探寻教师学术活动中的新管理主义,王晓芳等人基于对相关官方文件与若干结题报告的文本分析发现,教师作为研究者的专业身份并不被承认[6],这也是教师学术认同危机的原因之一。但笔者认为,内在的认同对教师的学术产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在实际学术工作中,受新管理主义的影响,外部工具与手段仍然主导着青年教师的学术活动,部分大学转向排行榜治校,把排行榜的名次等同于学校的办学水平。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科研指标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比例,而这一比例正是依靠论文SCI及其他核心期刊的发表数量。学术产出数量关系着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为了在短时间内增加论文数量,对于刚刚步入高校的青年教师而言,学术被视为较不稳定的谋生手段,高校青年教师缺乏做学问的内在动机。

其次,学术产出带来的压力也影响着青年教师的学术认同。叶澜等人提出,根据关注内容的不同,教师发展阶段被划分为“非关注”阶段、“虚拟关注”阶段、“生存关注”阶段、“任务关注”阶段和“自我更新关注”阶段[7]。生存关注是指教师在职业生涯初期对自我如何“生存”下来的关注,不仅决定教师的去留,而且影响教师将成为什么样的教师—教学型教师或科研型教师。这一阶段,青年教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教师的行为表现乃至心理、精神及身体状态都呈现一系列新的特征,如工作满意度下降、激情消退、精神紧张乃至倦怠等。这些由过高学术压力所带来的负效应,会影响到教师的学术活力甚至创造力[8]。尤其在现代,青年教师职业压力及科研压力,在新管理主义“效率至上”的影响下愈发明显,教师学术产出的外在推力大于内在动力,学术的工具性和目的成为了学术工作的本身。

最后,新管理主义的特征还在于引入市场竞争,绩效主义主导的竞争机制也导致学术共同体内部结构性分化日益突出。张银霞谈到,竞争性的资源加剧了群体的分化与分层,然而这种分化与分层并不是遵循学术的逻辑,而是由外部管理力量导致的刚性制度分割。失去学术共同体这个家园的学术人由于学术活动目的取向的不确定性而陷入角色模糊状态[9]。阎光才认为,当代学术人正处于一个充满内在学术自由与外在学术活动制度化、社会的外在角色赋予与自我内在角色的矛盾之中[10],他们很难兼顾,更难以独善其身,即在学术人、经济人、政治人的角色中找不到适宜的方向。卢晓中等人通过对G省大学青年教师的考察,提出以少数拔尖人才为目标的学术锦标赛制与多数青年教师的价值信念并不吻合,这种设计很难获得多数高校青年教师的认同,如果一开始就被置于高强度的激励刺激之中,在短期内可能使青年教师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但容易使他们过早地产生职业倦怠,影响身心平衡,不利于其长远发展[11]。因此,在由非学术力量主导的框架下,教师内在的、自主自为的学术认同逻辑因缺乏适宜的生态而无法扎根,青年教师的学术认同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3.科研学术居于主导地位,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漂移

相对于教学学术来说,科研学术产出的速度更快,纵观国内外著名高校,无不把科研放在首位,导致学术从教学中漂移。科学研究作为高校的重要职能,起源于德国的柏林大学,最初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教学与科研本是一个联结体。而在现代,科研一直备受青睐。20世纪90年代末,唐丽萍等人以田纳西州两个大学系统为调查对象进行研究梳理发现,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教师都更加重视科研[12]。科特等人也谈到,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迫使许多院校在资源和政策上向科研倾斜[13]。

当然,中国的情形与国外相似,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普通综合大学亦或是应用型大学,甚至部分职业院校,都将科学研究摆在首位,忽视培养人才的基本职能,在新管理主义理念的影响下,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从教学中漂移。李君甫等人以北京地区18所大学为调查对象,对大学教师收入的公平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职称差异越大,工资差距越大[14]。因此,为了缩小这种差异,青年教师只能通过高产的论文进行职称评定。高校还根据论文的档次和数量对发表在SCI、SSCI、CSSCI期刊上的文章进行不同层次的奖励。由于实行的是数量层次上的奖励,多数教师通过采取降低质量、提高数量的手段来获得更高的绩效工资。在高校青年教师的引进上,科研成果成为评价人才的重要尺度,甚至某些高校在引进人才时对教学能力只字未提,并在教师考核晋升时也过分强调科研的指标,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亲研究、疏教学”现象。在经费投入上,政府、高校及社会捐助也更加倾向于对科研的投入,这集中体现在工资待遇上,教学型教师收入普遍低于研究型教师。很多高校为了追求学术产出的数量,聘用专门进行论文发表的教师,他们与教学型教师的工资待遇相当甚至高于教学型教师,长此以往,必定使高校教师的教学动力大大减弱。在高校系统中,科研机构能够得到学校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但对有关人才培养机构的支持缺乏,有些高校的教研室被研究所、研究院等组织取代,教学学术失去了基本的组织保障。

我国高校青年教师学术产出的应然状态

1.打造“精美”学问,营造“慢节奏”学术氛围

不可否认,新管理主义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产出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改变政府包揽高校所有事务的状态并减轻政府的负担,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管理其他事物。通过市场机制增加了学术产出的数量,让高校在短时间内产出了大量论文,在排行榜上获得了巨大进步。另一方面,表面上教师学术看似一片光明,实则损害了高校教师的学术理想,甚至会出现偏离正规学术的轨道。从教师的学术投入时间来看,在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下,要求高校青年教师在短时间里产出大量的学术成果,生活和学术工作的界限日渐模糊,青年教师的心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可能出现长期性的职业倦怠及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最终影响个体的学术产出质量。这种表现将会影响学术共同体的氛围,当它蔓延到整个学术系统,最终影响国家学术事业的繁荣[15]。

当然,现代意义的大学已经不再是伯顿·克拉克眼中的象牙塔了,它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对政府决策者、高校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行冷静思考并以长远的目光整体布局。

因此,目前首要任务在于完善与教师学术产出密切相关的聘任制度。通过整体设计进行有序改革,尤其要淡化高校青年教师考核评价中以论文发表数量为导向的倾向,注重学术产出的质量。高校教师学术产出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节奏”的快慢,也就是教师学术产出的时间长短,这既表现为外在时间投入的多少,又取决于学术人内在的心理规律。因此,人事制度改革的前提在于充分了解知识分子劳动特点与心理特征,尤其要根据学校的不同学科制定不同的标准。慢工才能出细活,好的学术一定拥有充足的准备,创造性成果才是高校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尤其是对于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学术应该是一种“精美”的学问。同样,在自然科学中,也需要长期反复的实验才能产出重大科学成果。

2.构建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认同,明确学术认同内在机理

受外在环境与内在因素的相互影响,青年教师的学术认同包括外在角色认同和内在思想观念认同。角色认同是青年教师学术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思想观念认同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学术认同外显为高校青年教师的角色定位,因此充分尊重教师“以学术为天职”的独特性是关键。政府、高校应该明晰高校青年教师的定位,把“学术人”的身份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学术认同内隐为思想文化观念,具有比角色认同更加强烈的内在驱动特征和思考特性。教师的学术活动本质上来源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凝神专注,需要一个相对平和的心境,其是教师内在精神世界的表现,凭借内在的好奇心来进行学术活动会使学者更加主动和轻松。自古以来,“追求真理”与“格物致知”是学术人的理想。卡西尔曾说过:“人早在他生活在科学的世界中以前,就已经生活在客观的世界中了,即使在人发现通向科学之路以前,人的经验也并不仅仅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觉印象,而是一种有组织有秩序的经验”[16]。青年教师刚刚从高校毕业,在知识储备上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对其专业领域的问题具有自身独到的见解,如果能将他们的内在学术动力有效激发出来,使其沉浸在学术研究的乐趣中,往往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精神成果。

3.合理定位教学学术,促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

在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下,青年教师普遍以学术科研为重。一直以来,高校教师的教学学术与学术科研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可见,合理定位教学学术,促使二者的联结尤为重要。

“教学学术”是博耶针对美国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提出的,要求从新的学术视角看待高校教师的教学活动,应该把教学与科研放在同等地位。阎光才根据学术生命周期的大致规律,将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即入职初期(博士毕业后6年~7年,40岁以下),稳定的职业中期(大约在40岁~55岁间)以及职业后期(大约在56岁以后) [17],他认为职业初期的青年教师应该属于学者和教学者,在重视科研的同时,更要注重教学。青年教师的科研学术与教学学术是相互促进的,只是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例如:当今,高校青年教师在入职初期,部分高校重视对教师研究潜质与能力的考察与培养,通过适当减轻教学负担,给予他们尽量相对充裕的时间,逐渐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独立承担研究项目,确立自己作为学术型教师的身份认同。

在我国,需要重新发挥高校教研室的重要作用。把教研室与研究所、研究院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夯实基层教学组织,为不同职称、不同年龄的教师提供一个相互交流探讨的桥梁,更好地为教学服务[18]。发挥教研室的作用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治标之策,需要找到教学学术与科研学术关系扭曲的根源。因此,治本之策的关键在于政府与高校政策导向的调整,在强调数量时更要关注质量,实现“质”“量”统一,标本兼治。

整体来说,新管理主义理念通过市场、政府对高校产生着间接的影响。利弊分明,既不能被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接受,而是要在传统与变革中用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将新管理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产出,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手段;然而,量化学术,以产出数量为目标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也违背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高校不是计算产出的工厂,而是育人的源地、学术的殿堂和社会的良心。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深圳特区高等教育改革史论”课题;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重点项目“教育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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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均.教育实证研究不可陷入“统计主义”窠臼[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11):64-70.

[3][6]王晓芳,黄丽锷.中小学教师科研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基于对相关官方文件与若干结题报告的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1):108-128.

[4] 阎光才.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轨迹、问题与未来去向[J].中国高教研究,2019(10):1-9,19.

[5]HENKEL M. Academic identity and autonomy in a changing policy environment [J]. Higher education, 2005, 49(1-2): 155-176.

[7] 叶澜,白益民,王木丹.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45.

[8][15]阎光才.象牙塔背后的阴影—高校教师职业压力及其对学术活力影响述评[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4):48-58.

[9] 张银霞.新管理主义背景下西方学术职业群体的困境[J].高等教育研究,2012,33(4):105-109.

[10] 阎光才. 精神的牧放与规训:学术活动的制度化与学术人的生态[C]//上海学术报告,2015,42(6):78-84.

《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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