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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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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使命的具体落实,是课程价值观功能的实现形式和基本路径。课程承载价值观功能不是我国教育领域的独特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或地区秉持的重要教育原则,只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具体表述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普遍使用的称谓,公民教育是西方教育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表达方式。课程思政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实践并取得成效,各类型、各层次教育应有所借鉴并实践创新。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课程价值观;课程思政;立德树人

教育承载着意识形态工作,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如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使命,是思想政治素养获得的主要途径,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是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渠道。“课程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新表达,是一种思政教育理念,其目标是指向价值观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课程思政”传递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深入有效开展的新思考,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性。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同时,必须挖掘各类课程的思政内涵,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打造课程的思政“味道”,促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有效实现培养目标。

“课程思政”的提出和发展脉络

“课程思政”一词首现于2014年,由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过程中提出,是思想政治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探索的创新。与此同时,课程思政相应制度和工作体系也逐渐建立,其示范辐射效应引起全国许多高校争相学习借鉴。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以及“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17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并且“合理设计德育内容、途径、方法”,以及“充分发掘各门课程中的德育内涵”。2017年12月,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在《纲要》明确的“十大育人”体系中,课程育人居于核心地位,要求“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纲要》是全国性教育文件中首次用到“课程思政”一词,将课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并对课程育人进行了系统化架构,涉及到课堂教学、教材修订、教学管理、教学方案等方面。集聚上海市众多高校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的教学成果—“入耳入脑入心、同向同行同频:以思政课为核心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获得2018年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为全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全过程、全员和全方位育人提供了“上海方案”。与此同时,呈现“一校一特色”的“中国”系列课程覆盖在沪全部高校,如复旦大学的“治国理政”、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智慧”等。这些课程在内容上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要义,形式上有亲和力、有时代感,并且学校党政领导走上讲台“讲大势”“传大道”成为思政教育新常态。[1]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使命再次明确和强调落实,思政教育在教育领域的生命线地位更加彰显。之后,“课程思政”在全国范围高校获得关注和认同,相关理论探索和建设实践也进入上升阶段,出现了不少课程思政开展的示范典型。同时,课程思政开始引起职业教育、基础教育领域学校的重视,在学习借鉴中尝试开展起来。

西方国家公民教育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辨析

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教育一直重视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引导,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多元价值观对主流价值观出现冲击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更是加大了价值观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其中公民教育最受认同和最有影响。“公民”一词首先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概念,公民身份是和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公民教育也是西方国家价值观教育的具体体现。西方国家开展公民教育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之后的古希腊奴隶社会,斯巴达和雅典是公民教育的典型代表,尤其是雅典的民主主义公民教育迅速发展,奠定了西方现代公民教育的基础。公元17世纪至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德国大力倡导公民教育并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黑格尔、费希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强烈主张推行公民教育,教育家凯兴斯泰纳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忠于国家的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多元文化兴起并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个人价值取向形成冲击,尤其是与之相联系的移民问题成为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公民教育并将文化融入和文化认同加入其中。与此同时,为应对西方社会现代价值危机,西方国家诸多学者投入价值观教育研究,并由此催生了各种价值观教育理论流派和实践模式,价值观教育成为西方国家甚至成为国际性教育思潮。其中,美国道德教育学者路易斯·拉斯与梅里尔·哈明、悉米·西蒙等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价值澄清教学法基础上确立了价值澄清学派,主张道德教育应摈弃对概念的诠释并转变为对价值观进行理解和评价。1966年,三人合作出版了《价值观与教学:在课堂中运作价值观教育》①一书,标志着新的价值观教育理论的确立,其中主张课堂教学是价值观教育的关键途径,教师应在课堂中运作开展价值观教育。

不同国家的公民教育开展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共同之处是均被列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程。在德国公民教育又称为政治教育,其发挥的国家政治功能和价值导向作用可见一斑。联邦德国建立后,联邦政府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途径进行精心设计,并成立了专门负责政治教育的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负责组织那些国家层面重要主题教育的开展,主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历史、生态等领域。1976年,德国各州教育机构和政治教育学者齐聚巴登-符腾堡州博特斯巴赫镇,就公民教育达成三条重要原则,并通过了德国公民教育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博特斯巴赫共识》。美国是现代西方国家开展公民教育的典型代表,1991年颁布了《公民教育大纲》,1994年颁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民学”课程指导性文件—《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这两个连续颁布的公民教育文件清晰呈现了美国公民教育体系全貌,主要覆盖五大方面:政府及其职能,包括政府设立的意图、法律的作用、有限和无限政府的特征、宪法的本质等;政治体制的基础,包括美国的立宪思想、美国社会的独特性、美国的政治和公民文化、美国宪制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原则等;民主在政府中的体现,包括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政府的运行、法律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政治体制为公民提供的选择和参与机会、公共政策的形成和施行等;美国与世界事务的关系,包括世界的政治构成、美国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以及世界政治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反作用;公民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包括公民及其权利、责任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2] 从以上美国公民教育重要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窥见“忠诚”“服从”“爱国”“奉献”“责任”“权利和义务”等意涵,围绕这些关键点架构起了丰富和厚实的美国公民教育内容,并作为重要内容融入其各类教育中。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民教育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研究视野,并开始对中小学德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尤其是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更加促进了对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部分高校和社会团体成立了公民教育研究机构或组织。公民教育涉及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全球化视野等领域,国内诸多学者在借鉴学习基础上,围绕以上领域开展公民教育研究,也由此形成了不同视野下的公民教育观。尽管不同公民教育观对公民教育内涵有不同主张表达,但必须确立的是其政治属性。张斌贤教授认为,“公民教育的实质在于使年轻一代接受和继承前人传递的政治文化,在于实现政治社会化” [3];黄崴教授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指一个社会幼年成员或新成员,经由各种管道学习、吸收、获得社会既有成员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与政治评价的过程。公民教育在于通过政治社会化,培养公民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认同”[4]。无论在较早开展公民教育的西方国家还是在公民教育开展仅二十余年的我国,对公民教育取得的共识是:其本质上是价值观的教育,或者说是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引领的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我国教育领域普遍使用的概念,是“五育”并举之德育的一种表述形式,尤其在普通高校中使用更加普遍,基础教育和中职教育更多地使用德育一词。“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成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原始社会开始萌芽,原始宗教活动和“成人礼”是主要形式,尤其“成人礼”活动包含了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行为规范教育,是使其成员社会化的一种集中教育表现,是原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萌芽状态的主要形式。直到国家和阶级出现,思想政治教育才正式产生和确立。杨威教授认为,“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的政治统治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才充分地体现出来,思想政治教育才发展出自身现实的形态” [6]。尽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发生,但称谓不尽相同,前文述及的公民教育是西方国家比较普遍的称谓,在我国则比较普遍地被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正如张耀灿教授所言,“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虽然在古代和国外不曾使用,但思想政治教育所包括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却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普遍社会现象” [7]。

西方国家出现的公民教育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其成败关系到西方国家未来发展的兴衰和政治制度的稳定。因此,公民教育也是各国教育领域改革始终关注的问题。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就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形式,将该国社会核心的价值观传递给受教育者,并使受教育者建立公民意识,内化为爱国情感和意识形态。从西方公民教育政治属性和各国实践推动来看,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长期坚持的“思想道德”和“政治形态”两翼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中国话”,也是“世界语”,价值观念的引领、思想品德的塑造和意识形态的坚守,是世界范围内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探究“课程思政”的理性内涵

1.“课程思政”体现了“立德”与“树人”的有机统一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是教育界对于教育本质属性的普遍共识。具体来说,教育是人类所独有的社会现象,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把自然人转变为能够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活动、获得社会规范、履行社会角色的社会人。从与生俱来的自然人属性到承担社会职能的社会人属性,教育发挥着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观传递三方面功能,或者说教育的根本使命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由来已久,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礼记》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倡导的“德、亲、善”价值导向贯穿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始终是从古至今教书育人事业前行的明灯。

“立德”和“树人”的最早表述,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讲“立德”作为“三立”之首;《管子·权修》中有关于“树人”的记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将“树人”作为人终身之大事。《论语·为政》记载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对君子的阐述,“君子不器”指真正的君子不能是拘泥于能力的工具化器物,而是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达到大善大美的境界。由此可见,“立德树人”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土壤,经过了传统文化的滋养润泽,作为教育事业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取向走进新时代。关于“德”之重要,除“立德树人”之外,还有“德才兼备”“德技并修”“以德为先”“德艺双馨”“德能勤技”等,这些教育领域中关于培养人才、选用人才有关原则的表述,均体现了对于德行、品德、道德等重要性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以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重要阐述是对各级各类教育人才培养共性规律的精辟概括和深刻总结,既是新时期对“立德”与“树人”根本使命的明确,更是对“立德”之于“五育并举”重要性的强调。如果说“树人”指向社会建设者培养,那么“立德”则侧重社会主义接班人塑造。教育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必须以“立德”为先,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和远大理想,并旗帜鲜明地接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明正确方向。

2.“课程思政”是课程价值观功能实现的有效形式和基本路径

课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课程指围绕培养目标而选取的教育内容或教育活动以及相关教育进程的总和,包括学校有目的、有计划的所有科目教学及其他教育形式;狭义课程则指某一科目。课程思政的提出,在于强调非思政科目的教育教学要融入思政元素,成为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阵地。这样来看,“课程思政”里的“课程”则是狭义的课程,也就是学校教育中常说的某科目、某门课、某学科②。“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除了强调课程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功能,更强调课程的价值观功能,主张将课程作为精神教化的“场域”。或者说,思政元素是学生成长必需的“精神养料”,“课程思政”是课程价值观功能实现的一种有效形式和基本路径。它首先在高等教育领域被提出并进行内涵研究和探索实践,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内涵界定,各高校在实践层面已有成效。

笔者认为,“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实践落实必须关注如下方面:一是以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为导向;二是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为核心,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实做人做事的道理,强化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三是以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为原则,价值引领贯穿于课程教学过程之中;四是以价值观鲜明的思政元素为主题,并且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做到巧妙融入课程。关于思政元素,集合多所部委属和市属高校开展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取得的“上海方案”,将思政元素内涵聚焦在“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公民人格”四个维度,有一定合理性和借鉴意义。基于各级各类教育情况和不同院校特点,以及不同专业和课程的属性特征,在思政元素挖掘和凝练方面会有不同,也应该倡导百花齐放,形成各自的课程思政风格。但是,无论采取何种界定划分方式,都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笔者认为,这一要求尽管是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背景下提出,同样适用于以人才培养为己任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3.“课程思政”是对教育根本问题之“三问”的响亮回应

围绕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一本质属性,派生出教育根本问题是什么的思考。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首次明确提出人才培养之“三问”。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之“三问”是所有教育领域的根本问题,并强调“培养什么人”即培养目标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笔者认为,人才培养之“三问”分别对应于教育学中三个名词: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和培养面向。一是关于培养目标,课程思政强调牢固树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教育事业总目标,既指向具备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贡献力量的知识和技能,又必须具备能否将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思想政治素养,这些要求须具体体现在各门课程目标中;二是关于培养路径,课程思政强调坚守课堂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求教师在各类课程中“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将充分挖掘课程思政要素、有效设计和实施课程思政教学作为常态化教研活动内容,以及强调课程承载价值观功能,要求教师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塑造的有机结合;三是关于培养面向,课程思政强调人才培养工作将学生个人成长与社会和国家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进行理想信念、公民意识、道德准则、使命责任等教育,帮助学生明确自身价值和社会定位,增强国家荣誉感、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感、事业使命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如上所述,课程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和基本路径,它与独立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道路上相辅相成、同向同行、同频共振,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切实落地,更是对教育根本问题之“三问”的响亮回应。 

注释:

①《价值观与教学:在课堂中运作价值观教育》有1966年和1978年两个版本,我国道德教育学者对该两版专著内容均有引用.

②关于学科,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不同涵义,基础教育的学科是狭义的课程,高等教育的学科则常见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是专业的上位概念.

参考文献:

[1]姜鸿冰.把思政之“盐”溶入教育之“汤”[N].人民日报,2018-08-29(6).

[2]朱明光,蓝维,高德胜.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0-281.

[3]张斌贤.试论公民教育的意义、动力和实施途径[J].教育评论,1997(3):13-15.

[4]黄崴,黄晓婷.近十年公民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110-118.

[5][7]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112.

[6]杨威.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考察[EB/OL].(2014-06-27)[2020-02-24]. http://www.cssn.cn/mkszy/sxzzjy/201406/t20140627_1231454.shtml.

《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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